大家好，今天小编关注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，就是关于行书字体关于工匠的问题，于是小编就整理了2个相关介绍行书字体关于工匠的解答，让我们一起看看吧。
于右任的书法真是美，大家看看是否是他手笔？
一件竹雕上的笔墨作品，虽是缺乏流动奔放的特点，但从草书的神韵和笔法看来似是出自于老笔下。由于竹节的空间有限，字体的错落亦当受到限制，但总体安排十分得宜。常言“书斋琴韵”，将刘文房此诗录于文房用具之上，恐非一般匠人所能念及。我倾向于认为此是真件。
这个竹雕笔筒上刻的是唐代诗人刘长卿《听弹琴》 一诗：
冷冷七弦上，静听松风寒。 古调虽自爱，今人多不弹。
字的落款是于右任，从字体风格上看有些像于右任的草书，可以与图二于右任草书比较。
字的大体风格有些相似，但是经过雕刻以后很多笔画变了味，结构上也过于平正，不如原作大气、古拙，因此我认为这不是于右任的亲笔。有两种可能：
一是模仿于右任的笔迹写上去，然后再刻的；另一种可能是利用于右任书法图片雕刻的。不管哪一种，都不是于右任亲笔。
因此，从价值上来说，这是一件工艺品，并不是艺术品。竹筒上面的于右任的字只是***的，并没有价值。即使把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惟妙惟肖地雕刻上去，也不能算是王羲之手书，这是***品，就这道理。
唐代楷书大家很多，古代石匠刻碑对他们字体原貌有多大程度的保留？
书法家的字写啥样，刻工就刻啥样，虽然达不到百分之百的相似程度，但刻工也是竭尽全力。这是作为一名刻工最基本，最起码的职业素养。试想，请了著名的大书法家把碑文写了，还能随便找一个刻字的就刻吗？把汉隶和唐楷对比一下就看出来了。
悟空先生提了一个重大的书法问题，唐代楷书大家如虞世南的《孔子庙堂碑》，颜真卿《多宝塔碑》，柳公权的《玄秘塔碑》，还有欧阳询的《九成官体泉铭碑》，许多古代碑帖的精准程度与石匠有关，如***石匠刻的欧阳询的九成官石碑，就字体和书家出入不大，古代过去刻碑，先要书丹，即有直接在石碑上书写丹红字，欧阳询写一碑书丹十分辛苦，一次有一达官贵人给了几十匹绸缎润笔费，也有书家书纸后拓写的，石匠手艺在高，也有失真之处，对字体只能保留大部分原貌，细微处都会丢失，丢失最利害的是唐李北海的《云麾碑》，李写的是行书，那急弛婉转的笔峰怎能刻出，魏朝时的许多石碑文字的方笔都是石匠镌刻造成的，不全是书法家的书丹原迹，真加上后代用纸墨拓捶，也会失真，在有那时的石材没有今天的镜面磨，都是凹凸不平的，三十年前我刻过祖父廉樟的石碑，对先师启元伯说的‘透过刀锋看笔锋’深有体会，1940年代启先生在海王邨好多书堆上，买到了几块残破的唐人写经，唐人的纸和唐人的直接用笔一目了然，从一个角度说，是看唐朝真迹成就了启功这样承前启后的一代大家。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的所有石碑拓制的字帖，能有书家字体原貌百分之七十的近似就不错了。
我去西安碑林的时候，常常会感叹，没有刻工的伟大，那么这些书家的伟大也就很难真正的在石碑上显现出来，更难以流传下来。历史并没有给那些优秀的刻工石匠一个公正的待遇，文化史上也没有为他们留下一段书写，真是我们莫大的遗憾和损失啊。
我们知道，书法的奇妙，一在于笔墨的纤毫之间的神妙变化，二在于笔画组合间架结构间的不可言说的趣味和精神气象，三在于章法和行气。这三者，得其一已是极难，若要三者兼得，既能刻其形，又能复其妙，更能立其精神，那就是难上加难了。
然而，我们去看李斯的《泰山刻石》、《琅琊刻石》、《峰山刻石》，到北魏的《张猛龙清颂碑》、《始平公碑》、《张玄墓志》等等，再到唐人石刻，如《颜氏家庙碑》、《孔子庙堂碑》、《玄秘塔碑》、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等等碑刻，我们会发现，这些匠人留下的刻石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，不但保留了书家的书写精髓，还铁与石的洗礼，赋予了这些书法作品新的独特的精神。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我想至少有以下几点
一、刻石之法，有久远的传承和深厚的历史积淀，我们上面就提到从秦到魏到唐朝，跨越上千年，而实际上秦朝时，已经有了成熟的碑刻家和成熟的碑刻行业，他们应该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技术和体系，能够做最精细，最精彩的碑刻。这种技术和体系代代相传，传承不断，又添加了不同时代不匠人的探索，所以，才有了这一门无与伦比的绝技。
二是书家与碑刻家通力合作，碑刻家要刻书家的字，为了保证最好效果，他们会有不同的形式，比如说请书家直接在石头上书丹，等于是在石头上写好字，碑刻家直接按照其石碑上的字迹来刻石。另外一些，则会和书家交流，将最难处，最有疑问和难以掌控的地方了解透了，然后再进行正式工作。至于有人说的写在白纸上，盖在上面摹刻，或者使用双钩法，可能会使用，但我觉得对于一个能给顶尖的书法家刻石的匠人，或者说***匠人来说，那都是太LOW了，属于不入流。真正厉害的匠人，最考验的是眼力劲和手头的功夫。这两样才是生存之本。
到此，以上就是小编对于行书字体关于工匠的问题就介绍到这了，希望介绍关于行书字体关于工匠的2点解答对大家有用。